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行刑衔接”机制初探
发布日期:2013-11-18 作者: 林幸宇

论文提要:《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使我国劳动报酬权的法律保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责任模式。但当前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事追诉现状并不理想,对该行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顺畅是重要原因之一。构建“行刑衔接”机制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落实劳动权保护的刑事政策。当前应从完善劳动保障领域相关立法、完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处罚标准、完善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部门的案件衔接机制、加强衔接机制中的检察监督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全文共9853字。

 

20112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对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行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自此,我国正式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予以犯罪化,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法律后果不仅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严重者还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劳动报酬权的法律保护因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责任模式,我国劳动权的刑法保护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但在刑法修正案实施以来的几个月内,各地恶意欠薪行为并未明显减少,在浙江甚至发生了比往年更严重的欠薪逃匿浪潮。面对这种现状,如何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真正通过司法实践发挥作用,成为完善立法后的又一重大课题,20121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政执法与刑事衔接机制作出要求。笔者试图结合该意见要求,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刑衔接机制”进行粗浅分析。

一、恶意欠薪的现状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实践

近十年来,欠薪成为劳资纠纷的关键词之一。2001年,普遍的欠薪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建筑、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欠薪最为明显。20021月,国务院通知要求,消除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乱收费等现象,北京对恶意欠薪建筑企业实行“一票否决”,深圳建立欠薪保障基金,自此欠薪追缴行动全面起步。2003年国务院两部门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2000多元工钱,震动全国。全社会对欠薪问题的关注达到顶峰。其后几年,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欠薪问题进行了全面治理。2008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效益普遍下降,欠薪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全年浙江省共审结一审欠薪案件达15000件。根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10年初至20101215日的一年中,浙江省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为15.8万名劳动者追回被拖欠的4.8亿元工资。[1]

根据笔者对东南沿海T市的实证调查,20091月至201012月,该市法院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367件,其中追索劳动报酬案件350件;。2009年,该市劳动保障部门共处理劳动领域突发性群体事件33件,其中业主逃匿引发的欠薪事件11件。20101月至12月,该市共发生欠薪事件17起,20111月至9月,该市发生企业主欠薪逃匿事件13起,所涉金额均为5万元以上。在对农民工进行的社会调查中,65.8%的农民工将工资问题作为其最为关注的劳动纠纷问题。部分农民工因法制意识等原因,只能寻求新房等渠道进行维权,20101月至20117月,该市信访部门受理农民工来访43件,其中工资纠纷就有30件。而由于拖欠劳动报酬所导致的用工方和劳动者之间矛盾激化的事例,更是频频在各地上演。这种因欠薪而造成的恶性事件,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消除,问题就在于目前我国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解决渠道不畅通,不能有效地惩罚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风险源之一,风险社会最大的威胁在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消除风险的不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就是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法律调控,这也正是我国刑事立法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犯罪化的实践依据。

但就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由于受银根紧缩等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影响,各地又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欠薪逃匿事件。据媒体报道,今年1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2]特别是921日,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逃引起连环危机,922日,温州鹿城鞋都工业区某企业拖欠7月至9月工资累计达200万元,当员工称老板逃逸时,该厂百余名工人聚集到国道公路口阻拦过往车辆。丽水青田县浙江东欧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雪康出逃,拖欠员工工资400余万元,造成500名工人到当地政府抗议的群体性事件。海宁市金益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陶

敏携家人出逃,该公司尚拖欠员工工资150万元,200多名职工为追讨欠薪而上访。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情况到底如何?笔者根据公开资料进行了粗略整理,201151日施行,至20119月底几个月间,各地均适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办理了有关案件。

部分地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的司法实践

地区

情节(拖欠数额)

刑期

四川新津

18万余元

有期徒刑1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浙江象山

22万余元

有期徒刑1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重庆北碚区

36万余元

分别为拘役6个月、5个月和5个月,缓期8个月、7个月和7个月执行,并处罚金各5000

深圳宝安区

20万余元

有期徒刑16个月,罚金2万元

广东惠州市惠阳区

10万余元

有期徒刑10个月,罚款2万元

安徽濉溪县

19万余元

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

浙江平湖市

30万余元

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

福建武平县

15.8万多元

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5000

成都市双流县

12万余元

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万元

安徽池州贵池区

14万余元

有期徒刑1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虽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笔者不能将当前司法实践中所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例将以收集,但上表所列的司法案例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司法案例表明,与实际发生的欠薪事件相比,当前真正通过刑罚手段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进行追诉的案例数量确实很少。在发生欠薪逃匿较为严重的浙江省,这方面的案例依然鲜见。

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刑法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没有作出规定,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均认为法律法规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缺乏强制手段和措施,导致打击处罚不力。但有很多地方为有效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仍然动用了刑事办案手段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如深圳市委、市政府20061月召开全市打击恶意逃薪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公开处理大会,对8名恶意逃薪用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作出刑事拘留处理,并对30家欠薪逃匿的用人单位进行公开曝光。此举在全国尚属首次,标志着深圳重拳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的行政和司法联动机制正式启动。[3]为什么在刑法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出明确规定后反而更少适用刑事处理[4],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我国刑法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罪后适用该罪名较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修正案实施时间较短、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一定波动(特别是中小企业处境较为艰难)等原因,笔者认为,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行政犯罪的一种,当前未能对该行为行政责任追究的基础上实现刑事追诉,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未能有效衔接,是影响当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刑事责任较少的重要原因。

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的重要意义

根据《刑法修正案()》规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构成要件中,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行为是该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而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则是该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附加要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理为前置程序,该罪应属于典型的行政犯罪。这种行政犯罪无论是从社会伦理非难性的角度,还是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相对于自然犯而言,均有与行政违法同源、同质的特点,其与行政违法的界限更不清晰,因而对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来讲,这类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刑事审判,均更依赖于劳动保障执法部门在查办相关案件中的发现和及时移送。

(一)实现通过司法权对劳动行政执法权进行制约的目的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恶意拖欠劳动报酬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肯定者和否定者均提出了充足的理由进行论证,实际上,恶意拖欠劳动报酬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规制以及如何建构取决于刑法立法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恶意拖欠劳动报酬行为刑法规制问题的种种观点背后,实质是犯罪化与体现刑法谦抑性非犯罪化的立法理念的冲突。犯罪化是指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将不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它包括立法上的犯罪化和刑罚法规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5]因为“刑律所支配的所有关系只能代表普通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6],所以刑法应当相对保守、谦抑,但这又并不与我国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刑法规范体系逐渐扩张的趋势相矛盾。[7]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基于从属劳动关系而享有的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享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权利。”工资给付义务为雇用人之最主要义务[8],因此劳动报酬问题成为劳工问题的核心问题。但是,目前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受侵害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刑罚介入劳动报酬权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刑法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充分发挥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的机能。刑法通过防止犯罪和保障个人基本人权来实现维持、发展社会秩序的目的,该目的通过刑法的社会机能来实现。所谓刑法的社会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上应当具有的机能和固有的作用,分为规制机能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9]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刑法在总体上出现犯罪化的趋势,这是我国刑法不同于西方国家刑法的现代化走向。[10]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法律惩罚体系与其他国家法律乘法体系存在重大差别,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对行政权,尤其是警察权的控制,将涉及剥夺或者限制人身权利以及剥夺财产权利的权力都归属于司法权,因而犯罪的范围相当广泛。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我国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的性质是一种行政制裁,具有惩戒性,可以剥夺或限制相对人的某些权利或课以某种义务。相对来说,我国的司法权较小且受到行政权的重大影响。[11]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的罪名数量增加迅速,这一方面促使刑法规范体系的具体化、精细化,因而满足了科学性、确定性的需要;另一方面逐渐地扩展了犯罪圈,基本上符合有效保护社会的需要。今后,我国刑法显然需要延续这一趋势,一方面继续分解罪名以求刑法规范的具体、细致,另一方面更需要实质性地增加罪名,尤其是在经济犯罪、行政犯罪方面不间断地增加罪名,以求刑事法网的逐步严密。[12]与刑事法网的不断严密同时的是行政处罚权的不断受限,行政权与司法权此消彼长的过程,成为我国走向刑事法治的一个表征。[13]恶意欠薪行为的犯罪化,正是我国刑事法治不断发展和行政权不断受限的产物。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充分体现了通过刑事立法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权的一种制衡。如果行政执法权

(二)有效预防欠薪犯罪,实现劳动权刑法保护的立法目的

近现代国家并非对所有不法行为均加以刑罚处罚,事实上只是对部分不法行为科处刑罚,从而使刑罚成为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能够不使用刑罚以其他手段也可以达到保护法益目的时,则务必放弃刑罚。于是,只有当法益受到严重侵犯时,或者说只有当其他措施不足以保护法益、值得用刑法来保护时,才发动刑法。[14]恶意欠薪行为的犯罪化,可以成为一种引导性立法,也是我国通过刑事立法宣示对劳动权进行保护的刑事政策的重要形式。从刑法本身的属性上看,无论是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刑法至少具有四个最基本的功能:引导功能、威慑功能、教育功能和警示功能。[15]通过恶意欠薪的刑法规定,可以向我国公民和国际社会彰显我国的劳动权的保护和和谐立法的理念。引导社会更加尊重劳动权,对违反劳动法规定恶意欠薪者以威慑。刑罚制度的合理运用,有利于扩大刑法的事前预防与事中预防。由于刑罚对保护的法益是通过预防和抑止侵害法益的犯罪行为来实现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预防犯罪也是刑法的目的。事实上,现代刑法的重要特征是指向预防。[16]当前,我国传统治安犯罪特别是侵犯财产类犯罪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以非法营利为目的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犯罪(主要是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政犯罪)也呈高发态势,实践中以罚代刑、放纵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应当在兼顾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两种价值取向的同时,在受利益驱动容易出现放纵犯罪的行政犯罪打击问题上,更多地强调犯罪控制的一面。[17]通过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刑,有助于改变当前对恶意欠薪行为处罚不力,无法完善保护劳动报酬权的现状,同时,劳动报酬权的刑法保护可以为我国劳动权刑法保护提供立法借鉴,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刑法的立法奠定基础。

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之建构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笔者的实证调查,地处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T市近年来由于逃匿等原因恶意欠薪引发的事件并不鲜见,但最终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却没有出现,即使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依然并未出现劳动行政执法部门移动相关线索至司法机关的案例。造成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不能有效地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简称“衔接机制”),是指在查处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前提下,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确保依法追究涉嫌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办案协作制度。[18]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指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将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及相关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和审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工作机制。

实践中,如何协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脱节的问题,各级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制度建设。国务院于20014月发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根据这一要求,国务院于200179日公布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该《规定》为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刑事犯罪案件、行政执法活动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行为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910日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将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纳入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中向公安机关移送的犯罪线索和向检察机关移送的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分别作出了具体的审查程序和反馈规定。这两个《规定》对于建立与规范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起了重要的作用,是目前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主要依据。2004318日高检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人民检察院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建设。2006126日高检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和监察部联合颁发《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详细规定了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程序、内容、时限和责任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一步得到完善。2011年初,国务院法制办、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街接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该意见予以转发,并要求全国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上述行政法规及其他规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刑衔接”提供了制度基础。20121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以联合文件的形式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作出相应规定。笔者认为,该文件从立法意义上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刑衔接”机制贡献有限,为实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罪的刑事立法目的,全方位对劳动报酬权进行保护,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进行完善。

(一)完善劳动保障领域相关立法

目前我国的刑法体系是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大部分组成的。为了保证刑法体系的结构完整和协调统一,在刑法典已经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出明确规定情况下,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应当尽快与刑法典相协调,以形成劳动刑法特有的附属刑法体系。附属刑法所作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就不能破坏刑法典分则所建立起来的协调关系,就必须做到将所补充的罪名、所修改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与刑法典分则的罪刑体系相协调。[19]

从现行立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等对恶意欠薪行为均规定了一定的民事和行政责任。一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对恶意欠薪行为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2008年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隐匿或者逃逸的,在按照本条例规定垫付欠薪后,由区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处以欠薪垫付数额百分之二十五的罚款。”2002年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也对恶意欠薪行为的行政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恶意欠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是多层次的,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应是多层次的,即应包括一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最严厉的刑罚惩罚。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完整、有效而又科学的法律制裁体系。

(二)完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的处罚标准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新增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但缺乏相关配套法规对该罪的入罪标准、情节等追诉标准作出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无法对该罪的追诉进行把握和操作。影响了该罪名的准确适用。根据笔者在相关部门进行的调研,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认为,现在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规范,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也便于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开展。至于追诉标准,普遍认为以欠薪3万元为起点。笔者认为,3万元起点较低,可能打击面过大。至于追诉标准,应区分几种不同情形不同对待:一是对单个人欠薪数额,应以1万元为起点;二是累计欠薪数额,以5万元为起点;三是虽未达到数额标准,但有暴力、协迫、恐吓、故意逃匿等严重情形的,也应予以追究。因此,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开展调研,制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追诉标准。从实践中看,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机关规定的行政处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机关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并不完全衔接,以致对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存在着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问题,认识不一致,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20]完善处罚标准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权力边界。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认为查出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就不应再作行政性处理,影响公安机关报案。这种报案与案件移送不同,是否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由公安机关通过立案审查来决定。[21]

(三)从国家法层面完善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部门的案件衔接机制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有效地整合行政与刑事司法机关的信息资源,打破以往的行政与司法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对危害国家、社会和公民利益的违法犯罪的打击合力,全面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通过执法信息的实时共享,强化对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使行政执法更加透明,有助于规范执法,提高执法质量,促进依法行政,有效预防渎职侵权和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发生。[22]在两高两部《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颁布后,确实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3],但该文件从立法意义上讲,仅仅可视为一个政策性文件,并非国家或部门立法,也非司法解释;且该《通知》内容笼统不具体,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衔接机制并未做出具体规定。为此,应当从四个方面完善劳动保障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衔接机制:一是信息共享机制,及行政机关查处的恶意欠薪违法案件应当与公安和检察机关共享;二是案件移送机制,即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应当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三是证据转化机制,即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应当通过专门程序转化或补强为刑事司法所用证据;四是介入支持制度,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查处恶意欠薪案件发现可能涉及犯罪的,可以邀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侦查。[24]

(四)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中的检察监督

一般来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全部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执法权处于强势,而法律监督权处于弱势,两种权力系统的强弱反差致使对行政执法权乃至整个行政权系统缺乏应有的监督。[25]因此,《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都强调公安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要接受人民检察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当前解决检察机关监督不够的问题主要在于检察权在“行刑衔接”机制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到位两大缺陷,为此,应当通过制度确立检察机关的如下权力:一是信息获取权,即恶意欠薪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及时送给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二是移案监督权,即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的效力除针对公安机关外,还应针对劳动保障行政机关是否立案和移送;三是违法纠正权,当检察机关发现劳动保障行政机关在办案中存在隐匿、私分、销毁涉案物品等其他违法现象的,应当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1] 商意盈:《确保“双节”零欠薪 浙江为农民工工资权益“护驾”》,载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1/01/c_12938558.htm,于2011928日访问。

[2]《浙江今年9个月228名老板逃逸 员工欠薪达7593万》,载http://news.hebei.com.cn/system/2011/10/11/011462008.shtml20111011日访问。

[3] 深圳打击恶意欠薪首开先河 刑拘8名企业主》,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1/13/content_4049028.htm2011109日访问。

[4] 如温州地区最近有数十名企业主欠薪逃匿,但根据笔者调查,温州至今未有一例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

[5] 赵运锋:《犯罪化的路径选择与合理规制》,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81页。

[6] []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月第1版,第108页。

[7] 曲新久:《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8] 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9] []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页。

[10] 曲新久:《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11] 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页。

[12] 曲新久:《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基本走向》,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第14页。

[13] 陈兴良:《“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页。

[14] 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02页。

[15] 张智辉:《理性地对待犯罪》,法律出版社,第11页。

[16] 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20页。

[17] 李文军:《“一体制”与“分体制”:行政犯罪案件侦查体制完善之路》,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5期,第28页。

[18] 刘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第74页。

[19] 李国如,杨春洗:《当代中国刑法体系功能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70页。

[20] 张智辉,王锐:《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9期,第24页。

[21] 王敏远,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3页。

[22] 宋跃,曹国华,陶伯进:《构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的实证研究》,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3页。

[23] 参加四川省成都市的经验《成都市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防欠薪》,载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24] 陈义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载《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7期,第9页。

[25] 刘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载于《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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