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诉法修改后证人出庭的相关问题
发布日期:2013-11-18 作者: 顾金奇

论文提要:

20123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证人出庭作证即是本次刑事诉讼法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据统计,修改决定近九分之一的条文涉及证人制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审理案件过程中,对证人证言的把握也是对法院审判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刑事案件证人基本不出庭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只提供书面的证人证言已成为常态,证人出庭率非常低,毫无疑问对司法活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而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在借鉴国外法律精华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本文从我国法院现阶段审理案件中证人出庭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的相关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足之处、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探索与前进、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必经之路等方面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论述,涉及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等,在肯定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对证人出庭制度给予了重大完善的同时,也在笔者认知范围内对相关制度提出了个人观点,明确并完善证人保护制度、明确并完善证人拒绝出庭的惩戒制度,并对不足之处发表个人愚见。全文共计6500字。

 

 

以下正文:

当庭认证是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难点,也是现阶段法庭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已成为司法改革能否深化的尖锐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证人自身的原因,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司法部门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基本不出庭,只提供书面的证人证言已成为常态,证人出庭率非常低,毫无疑问这对司法活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定证据之一,它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证据,其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采性对于案件证据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书面的证人证言只提供一种静态的书面陈词,没有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询问,看不到证人真实的第一反应,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言辞原则,也不利于在法庭上查明案件事实,有损于司法公正的理念。

一、 我国法院现阶段审理案件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人文法制》20119月刊登的关于证人出庭在南宁市二级法院的数据:广西省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000年以来南宁市两级法院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统计:2000年,南宁市两级法院共结案1818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仅有6件,占033% ;2001年南宁市两级法院共结案2002件,证人出庭作证的14件,占07%;2002年上半年共结案1103件,证人出庭作证的只有14件,占127%。[①]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向调研组介绍情况时就谈到,根据最高法院综合统计得出的数据: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10% ;二审刑

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5% 。

上述数据无不反映了同一个问题: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非常低,证人拒绝作证、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现象给我国诉讼法的贯彻和诉讼机制的运行带来了严重后果,破坏了直接言辞原则,控辩双方对抗制无法实现,法官无法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感知案件情况,也难以独立判断证言的真伪,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我国目前实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现行我国法律虽然强调证人有出庭作证并如实作证的义务,规定了证人作伪证的特征以及其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如《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应当依法处理。根据《刑法》第3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虚假证明,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行为应以伪证罪论处,但是缺少对证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应承担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因此,证人出庭作证不具有强制性,证人出庭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规避。

证人不出庭作证,作为证据使用的证人证言就仅仅表现为书面陈词,这种静态的呈现方式并没有将证人置于庭审现场,法官不能亲自直接感知证人的表述,不能询问证人,不能直接对案情的关键事实进行提问和判断,不利于法官对案情的了解,更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要求的直接言辞原则。而未经过控辩双方质证、询问的证人证言,按严格的法律规定,是没有证明力的,并不能够作为定案依据。

二、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的相关规定

20123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顺利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这次修改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际,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问题,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其中,证人出庭作证即是本次刑事诉讼法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据统计,修改决定近九分之一的条文涉及证人制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一)不公开真实新民,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三)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五)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从以上条款不难看出,新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有了一个完整的框架。

一、确定了证人保护制度,有针对性的加强了对严重犯罪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且保护措施多样、全方位。

二、确立了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后,享有一定的经济补偿权利,能够获得相应的费用补偿,这也有助于增强证人出庭作证的动力,大大缓解了证人出庭作证后的经济负担。

三、确立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有能够保证所有案件涉及的证人都能够出庭作证的司法资源,因此给应当出庭的证人、鉴定人设置一个合理科学的范围是很有必要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条件有了明确的规定,必须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即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强制出庭的证人对案件的定罪量刑都是有关键性的影响,有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公民人身权利。

四、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按照刑事诉讼法公民在适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了解案情事实的证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警察自然也包括其中。在西方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是警察的职业义务。但在我国,限于警察身份的特殊性,很少有警察出庭作证。这次法律特别明确规定了警察的出庭作证义务,有利于减少刑讯逼供、暴力执法现象的产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五、确立了证人惩戒处罚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形规定了较为具体的惩罚措施,要求证人对拒绝出庭作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相信在这样的惩戒制度下,证人会基于法律的威慑心理,出庭作证率有大大的提高。

三、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对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规定界限仍然较为不清,过于宽泛,特别是给予法官较大空间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按新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规定,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其中“重大影响”一词的界定就过于宽泛,到底什么程度、什么性质的证人证言对案件有重大影响呢?这可能就需要再出台相关配套司法解释,对“重大影响”进行更为具体清楚的界定。另一个条件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这里就给了法院出了个难题,让法院来决定有没有必要当出庭作证,是否损害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笔者认为不妥,是否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将矛盾转移法院?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的某些保护措施可能致使证人出庭作证成为虚设,并不能完成其出庭作证应当具有的效果。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可以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方式作证,这一保护措施就使得证人、被害人的供述难以查实,被告人、辩护人连其真实身份都无法查实,也不可能完成有效的质证。

三、“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社会上对这一条款的解读有失偏颇。笔者认为,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并不代表着他们免除了作证的义务,若他们知道案情事实,仍应当作证,仍负担着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近亲属证人作证义务豁免就成了一句空话。

四、对于警察出庭作证时的诉讼地位、身份并没有明确规定。警察作为案件的侦查人员身份较为特殊,其出庭作证时究竟是以普通证人身份还是以警察身份新刑事诉讼法并未做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那就是警察身份,若其不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了解的案件情况出庭作证,即是普通证人身份。另外,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应当出庭作证而没有出庭作证的警察所作的庭审前书面证言、搜查、勘验检查、询问笔录的证据能力未作出规定,这使强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形同虚设。

四、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探索与前进

在英美法系中,证人出庭作证得到很高的重视,这主要是基于其传闻证据规则的要求。传闻证据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间接转述他人亲身感知经历的陈述以及代替亲自陈述的书面记录均不得作为法庭证明的证据提交法庭进行调查质证;已经在法庭出示的,不得提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根据。证人在法庭以外就有关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不具有可采性。[②]《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除了本规则、最高法院确立的规则以及国会立法规定之外,传闻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又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又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同时又规定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也可经当庭宣读查证后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不出庭的证人条件又未加明确限定,这就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常态,而据以定案的证人证言往往取决于侦查阶段的不公开取证,使证言的客观真实性遭到质疑。

笔者认为当庭认证应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调查认证;二是定案认证。所谓调查认证,是指庭审调查阶段,法庭对当事人举证、质证后的单个证据的效力作出的认证。主要解决的是证据在本案中的范围问题,也就是哪些证据可进入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针对的是特定的单个证据,从形式上认定该证据的效力问题。所以,在质证后当即可作出认定结论。而所谓定案认证,则是指案件通过调查、辩论、合议后,法庭对出现的所有证据,按照"三性"标准经过综合分析,全面论证,确定哪些是定案证据,并根据其证明力来确认定案事实的认证。它解决的是证据在有效范围内的证明力问题,针对的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事实的所有证据。因此,定案认证只能通过合议,并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确定。在刑事案件中,证人证言一般由公安或者检察院取得,由公诉人在审理阶段宣读,而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控辩双方的质证往往达不到对该书证的有效质证,从而不利于对案件事实的查明。

结合新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调了对刑讯逼供的证据的否定。英美法系的美国法、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出庭制度涉及的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经济补偿制度,都对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证人保护制度,结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我国对证人保护强调了对证人事后的保护,未规定事前及事中的保护措施,对于保护的对象仍过于狭窄,法律规定应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但在刑事诉讼中近亲属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仅仅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很多亲友和利害关系人并没有涵盖其中,范围也相对较小,未涉及财产利益(财产利益因出庭作证损害是否给予法律补偿)等等,都不利于证人出庭。而现有的提供保护义务的单位为公安、检察院、法院,在现有人员配备上是否需要扩充也是一大问题,就笔者所在的法院而言,案多人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了。

证人补偿制度,结合《证据若干规则》的规定,补偿主要为误工费和差旅费、住宿费,而这标准是否是参照人均收入标准,还是依据证人的收入、职称进行补偿,尚未有明确定论。笔者认为,需要有个合理的补偿范围定位,结合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做出。

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要相结合。虽然证人出庭作证是义务性规定,属于非强制性的,但在证人有能力履行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证人出庭势必被要求出庭。笔者认为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和拒证权应该相结合,这样有利于达到了权利义务的平衡对等,不仅顾及了司法、社会利益,也顾及了证人作证不违背伦理道德、人性、职业操守,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因而,不能完全的由法院进行依职权传唤。

五、我国证人出庭制度的必经之路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坚持有法可依,立法是一切社会规则的源头和起点,只有法律的设置科学、合理,才能保证整个司法程序运作的秩序和效率,才能发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引性作用。因而确定以下制度有深远意义。

确立并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大多数案件中证人与案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厉害关系,因此他们能够履行法定义务出庭作证,就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因为履行作证义务而遭到了报复、陷害,那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证人恐惧、害怕作证,在整个社会形成不良影响。“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③]因此,政府和司法机关有责任、有义务为证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全方面的保护。保护对象的范围,应当不仅仅包括证人自己、证人近亲属,还应当包括和证人有密切联系的亲友或利害关系人。保护方式,应当包括事前的预防性措施和事后的保护措施。对于侵犯证人权利的刑事案件,应当派专人专案进行,及时查明案件情况,保护证人的合法权益。

明确证人出庭作证和拒证的条件和情形 。应当明确证人出庭作证是所有证人的基本义务,只有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才能拒绝出庭作证。出庭作证及拒绝作证的条件应当细致、具体、明确,具有实践操作性。笔者认为,对于享有拒绝出庭作证权的人,应当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包括被追诉者的近亲属、基于职业操守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该案件与国家秘密相关且知悉该国家秘密的人员等。

确立并完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惩戒制度。对于证人惩戒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有了规定,但仍有完善之处。对于惩戒措施,可以多样,根据证人拒证的严重程度进行选择,具体可以包括训诫、罚款、拘留、甚至可以专门设立一个拒绝出庭作证罪,对特别严重的拒绝作证的证人予以刑事处罚,承担最为严厉的刑事责任。只有在层次递进的惩罚措施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才能得到顺利的执行。

六、个人展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涉及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关系到刑事庭审制度的改革;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控辩双方的质证权能否得到全面地行使;最终关系到能否查明案件事实,能否让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能否惩罚真正的犯罪分子,保障无辜的人不受法律追究。相信证人出庭制度会不断完善,会保障好证人的切身利益。



1)刘杰,《刑事诉讼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初探》,《人文法制》20119

 

2)张旭,《刑事诉讼法学》,20089月第1版,p286

3)姚莉,吴丹红.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研究.诉讼理论与实践——2003 年刑事诉讼法学卷(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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